總序（節錄）
香港文學未有一本從本地觀點與角度撰寫的文學史，是説膩了的老話，也是一個事實。早期出現多種境外出版的香港文學史，疏誤實在太多，香港學界乃有先整理組織有關香港文學的資料，然後再為香港文學修史的想法。由於上世紀三〇年代面世的《中國新文學大系》被認為是後來「新文學史」書寫的重要依據，於是主張編纂香港文學大系的聲音，從一九八〇年代開始不絕於耳。1這個構想在差不多三十年後，首度落實為十二卷的《香港文學大系一九一九—一九四九》。際此，有關「文學大系」如何牽動「文學史」的意義，值得我們回顧省思。
一、「文學大系」作為文體類型
在中國，以「大系」之名作書題，最早可能就是一九三五至三六年出版，由趙家璧主編，蔡元培總序，胡適、魯迅、茅盾、朱自清、周作人、郁逹夫等任各集編輯的《中國新文學大系》。「大系」這個書業用語源自日本，指有系統地把特定領域之相關文獻匯聚成編以為概覽的出版物：「大」指此一出版物之規模；「系」指其間的組織聯繫。2趙家璧在《中國新文學大系》出版五十年後的回憶文章，就提到他以「大系」為題是師法日本；他以為這兩個字：
既表示選稿範圍、出版規糢、動員人力之「大」，而整套書的內容規劃，又是一個有「系統」的整體，是按一個具體的編輯意圖有意識地進行組稿而完成的，與一般把許多單行本雜湊在一起的叢書文庫等有顯著的區別。3
《中國新文學大系》出版以後，在不同時空的華文疆域都有類似的製作，並依循着近似的結構方式組織各種文學創作、評論以至相關史料等文本，漸漸被體認為一種具有國家或地區文學史意義的文體類型、資料顯示，在中國內地出版的繼作有：
＞《中國新文學大系一九二七—一九三七》（上海：上海文藝出版社，一九八四—一九八九)；
＞《中國新文學大系一九三七—一九四九》（上海：上海文藝出版社，一九九〇）；
＞《中國新文學大系一九四九—一九七六》（上海：上海文藝出版社，一九九七）；
＞《中國新文學大系一九七六—二〇〇〇》（上海：上海文藝出版社，二〇〇九）。
另外也有在香港出版的：
＞《中國新文學大系續編一九二八—一九三八》（香港：香港文學研究社，一九六八）。
在臺灣則有：
＞《中國現代文學大系》（一九五〇—一九七〇）（台北：巨人出版社，一九七二）；
＞《當代中國新文學大系》（一九四九—一九七九）（台北：天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，一九七九—一九八一）；
＞《中華現代文學大系——臺灣一九七〇—一九八九》（台北：九歌出版社，一九八九）；
＞《中華現代文學大系（貳）——臺灣一九八九—二〇〇三》（台北：九歌出版社，二〇〇三）。
在新加坡和馬來西亞地區有：
＞《馬華新文學大系》（一九一九—一九四二）（新加坡：世界書局／香港：世界出版社，一九七〇—一九七二）；
＞《馬華新文學大系（戰後）》（一九四五—一九七六）（新加坡：世界書局，一九七九—一九八三）；
＞《新馬華文文學大系》（一九四五—一九六五）（新加坡：教育出版社，一九七一）；
＞《馬華文學大系》（一九六五—一九九六）（新山：彩虹出版有限公司，二〇〇四）。
內地還陸續支持出版過：
＞《戰後新馬文學大系》（一九四五—一九七六）（北京：華藝出版社，一九九九）；
＞《新加坡當代華文文學大系》（北京：中國華僑出版公司，一九九一—二〇〇一）；
＞《東南亞華文文學大系》（廈門：鷺江出版社，一九九五）；
＞《臺港澳暨海外華文文學大系》（北京：中國友誼出版公司，一九九三）等。
其他以「大系」名目出版的各種主題的文學叢書，形形色色還有許多，當中編輯宗旨及結構模式不少已經偏離《中國新文學大系》的傳統，於此不必細論。
陳國球
導言（節錄）
你要拿那些在時間中沒有自己位置的事件怎麽辦呢？那些事件來得太遲，當它們抵達時，時間已經被分配出去、大卸八塊、分贓完畢。現在那些事件被人丟下，凌亂地散在某處，懸在空中，像是個無家可歸、無所適從的游民。─布魯諾‧舒茲《沙漏下的療養院》1
一
這裏收入的華文小説，2選自一九一九到一九四一年之間。兩個時間刻度，便於故事的啟動與收結。前者暗示北京爆發的五四運動，在文化上激起的波紋，足以延綿彼時的香港，引發文學的新局面；後者召喚戰爭的記憶：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的黑色聖誕，日軍壓境，當時的港督楊慕琦被迫簽下降書，文化氣候亦為之變天。然而，我們或也不妨視這些時間標記為複合時空體的兩個側影、返回歷史現場的兩個臨時入口。
我把這個選本理解為某種「歷史」的入口，並非視小說為時代的「記錄」。甚麼是寫作？羅蘭‧巴特（Roland Barthes）說，語言（langue）是一道邊界，而寫作──言語（parole）活動是一種逾越，是一種可能性的期待和確定，是一種「行動」。3寫作並不被動地記錄，這種介於個人與社會之間的行動，不單波動着語言的界線，它同時是情感、想像與事件的交會處。寫作的痕跡因而重新賦予歷史一種動態──相對於延綿線性的歷史敘述，我想像一個時代的文學選本，呈現的是一種多孔的狀態：那些已經逝去的，互相競逐的聲音，仍然企圖在歷史那張反覆被塗得扁平的臉上，噴湧出來。
然而，四十年代以前的香港文學，是幾乎已經湮沒了的聲音。如果不是有心者的保存與勘探，4它們大概會在亞熱帶悶熱潮濕的氣候裏，隨發霉的舊報刊，被永久遺忘。事實上，面對倖存的報刊殘頁，消失與沉默的聲音，比遺留下來的更巨大。記憶是選擇性的，文學歷史的記憶因而也是一種集體念記／遺忘的過程。在我來説，這個選本的目標，即是與被遺忘的對抗；而我也是如此理解這裏指涉的「香港」文學。
在徵用「香港」此一意符來理解文學發展時，我們不得不同時意識到它的危險性。「香港文學」之成為一個研究的範疇，浮起於城市主權轉易之際，因而彌漫着被消失的陰霾。5這個與政治現實緊密相連的課題，誘使研究者追索一個足以抗衡中原論述的香港主體。然而，香港文學雖與這座城市的命運休戚相關，它作為一種邊緣的存在，它的被消失，人們對它的視而不見，未必不是這座城市的常態。二十年代的文學雜誌以「伴侶」命名，希望在摩托車與商店招牌之間覓得相濡以沫的同路人又有文人組織「島上社」，以文學出版來抵抗這座「無聲之島」，7都説明了文學生命與這個商埠緊張關係。
謝曉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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